关于日本“病”

如果有人说某某人有病，不外以下两层意思：一是说真的有病，二是说精神不大正常。至于说一个国家有病的则不多见，虽然这时多是指它在政策和经济结构上出现了重大偏差。然而说日本有病的却大有人在，而且多是日本著名学者。

日本经济企划厅调查局国内调查课一课课长（处长）大守隆指出，日本经济结构有病，而且十分严重。现在的日本经济正处于日本战后最大的危机中。除了通常的经济萧条恶性循环外，日本经济还患有金融混乱和消费不振两大恶性循环，外加失业问题严重，完全失业率高达4．3％，为300多万人。再就是制造业技术开发投入不足，新兴企业和新创办企业数目下降，职工也不再安守本分、忠于传统的“终身雇佣制”，而变得见异思迁，日益流动化。

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高木胜把日本的经济问题看得更为严重，他说，日本经济从结构的角度看，确实存在着已步入“重症”阶段的“日本病”，这种病类似乎若干年前曾经出现过的“英国病”和“美国病”，所不同的是日本病更重，虽还未发展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但要想治愈也相当困难。甚至可以说，要想治愈日本病，使日本经济起死回生将是日本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大课题。迄今人们一直爱用“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说法评价日本，搞得不好，日本在下一个世纪有可能沦为一个“政治三流、经济为二三流”的“衰退国家”。日本何去何从，现在已到了一个决定生死的十字路口。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小关直哉指出，在日本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三个“过剩”和三个“过度”，这些症状不除，日本经济就无法好转。所谓的三个“过剩”一是银行系统贷款过剩，大批资金流入不动产，形成坏帐，拖累了整个金融系统；二是生产过剩，设备过剩；三是就业过剩。在终身雇佣制影响下的日本企业人情味很浓，决不轻易解雇职工，人浮于事的现象普遍存在，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效益。三个“过度”一是储蓄过度。在生产高速发展时期老百姓大量存钱是件好事，它可为银行积累雄厚的资金。但当进入经济低迷时期以后，则意味着消费受抑；二是情绪变化过度，泡沫经济时期过度乐观，泡沫经济破灭后又变得过度悲观；三是对政府决策过于缺乏信心。

与日本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则习惯于从国家发展模式和政府决策上挑“毛病”。中国学者王新生指出，日本经济的碰壁是因为国家背景模糊的国际跨国公司日益在世界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而政治独特、经济结构保守的日本很难融入这一世界发展潮流之中。这种独特性表现在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由竞争力强大的传统制造业如汽车、电子、化工等和软弱的金融、不动产、流通、建筑等服务性行业构成的。前一类产业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提高生产率，愈发增强了其产品的出口能力，而后一类产业却在政府的保护下，生产效率低下，由此产生的内外价格差距使得日本国内市场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同时也造成内需严重不足，最终构成了国际贸易黑字不断增加而国内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奇特现象。建筑于传统利益分配基础上的“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三角同盟的政治体制，使得执政者变得目光短浅，在重大决策上显得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常为眼前利益而放弃未来长远发展目标。